发布日期：2024-08-09 09:09    点击次数：175

1976年10月3日，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吴德接到了华国锋办公室的电话。到了地方后，华国锋开门见山地对吴德说：“叶帅告诉我详情页设计，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，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。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很不放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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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华国锋、叶帅的担忧，吴德表示需要问一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，向他打听一下具体情况。

其实，自毛主席去世后，江青也经常到昌平去活动。

汪东兴命令邬吉成：你马上派人去昌平，把江青找回来

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与世长辞。在毛主席治丧期间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每天轮流值班为主席守灵。

而作为毛主席的妻子，江青却只守了一天的灵，就不见了她的人影。

当时，中央新闻组的记者们要拍摄追悼场面的照片。因缺少江青的镜头，这让负责新闻的姚文元颇感为难。后来，连他都不禁吐槽道：“主席吊唁期间，她应该在那里守灵啊！不过七八天的时间……”

毛主席的追悼会以后，中央开始筹划有关毛主席遗体永久保存的事宜。虽说人民大会堂暂时存放的主席遗体，是用恒温的无氧玻璃棺罩着，但那不是长久之计。

“四人帮”知道遗体保存存在着许多的难题，他们怕担责任，同时也为了嫁祸于人，都声称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。于是，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讨方案时，“四人帮”却忙着到处活动。

9月28日，江青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了昌平。原本，江青的警卫工作，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。可这一次，江青却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，安排路线和现场警卫。据邬吉成说，“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。”

当晚，中央政治局开会，却找不到江青。汪东兴在查明了江青的动向后，立即给邬吉成打电话，向他问询情况。

邬吉成表示，江青去昌平一事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关于江青的警卫工作是由市公安局刘传新布置的。

汪东兴听了，直接下命令，让邬吉成派人去昌平，把江青找回来。邬吉成领受任务后，快速派了两位警卫干部乘坐一辆警车去昌平接江青。

在去昌平的途中，这两位警卫干部得到消息，说江青已经返回了北京城区。

针对这件事，邬吉成只是觉得江青的做法，不符合历来的程序，但并没把这件事想得多么地严重。但汪东兴已通过这一细微的变化，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！

次日晚上，汪东兴找邬吉成过去谈话，又聊起了前一天江青去昌平的事。汪东兴思考了一会儿后，指示邬吉成给刘传新打个电话，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电话接通后，刘传新对邬吉成的问话，回答地支支吾吾。挂掉电话后，邬吉成对汪东兴说，我能明显地感觉出他很紧张。

后来才知道，江青那次去昌平，是去“抓枪杆子”的活动。然而，军队不是那么好拉拢的，所以，江青的活动也是徒劳无功的。

叶帅告诉华国锋，他不放心昌平的坦克六师

毛主席逝世后，以江青为首的“四人帮”到处活动，他们下面的余党也在闹事。种种迹象让华国锋认识到，只有及时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，才能挽救危局。

1976年9月11日，华国锋以身体不好，要去医院做检查的借口，逃避“四人帮”的盯梢。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后，第一时间给李先念打了电话，说，他要过去，只谈5分钟。

李先念连忙说，可以过来，谈多久都行。

华国锋来到李家后，神色紧张地说，他已经被跟踪了，不能多停留，讲几句就走。他强调“四人帮”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键时刻了。若是任其自然发展下去，必会亡党、亡国。

李先念觉得很有道理。华国锋临走时，让李先念速速找叶帅一同商量。

2天后，李先念去了叶帅的住处，向他传达华国锋的委托。为了避免被“监听”，李先念先去了一趟香山植物园，逛了好一圈后，确保没有人跟踪，这才去找的叶帅。

此次谈话，关于如何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？以及对“四人帮”何时采取行动？李先念并没有从叶帅那里获悉。

也就是说，李先念只参与了解决“四人帮”问题的前期工作。而真正负责、参与此项重要任务的，除了华国锋、叶帅、汪东兴外，还有吴德和吴忠二人。

10月3日，华国锋打电话把吴德叫了过去。华国锋说，叶帅对昌平的坦克六师不放心。

华国锋问吴德，要是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，支持“四人帮”，并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，北京市有没有力量将它拦住？

吴德表示，有没有把握，这还需要问一问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同志。

华国锋又问，北京卫戍区的吴忠靠得住吗？

吴德说，吴忠对“四人帮”很反感。

华国锋听了之后，点了点头。

就这样，吴德从华国锋处出来后，直奔吴忠家。吴忠见吴德火急火燎地样子，心想着肯定是出大事了。

果不其然，吴忠把吴德迎进家门后，广州亚马逊美工外包吴德连水都顾不上喝，就直奔谈话主题。他将华国锋、叶帅的担忧，向吴忠说了。吴忠当即作出保证，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，请中央放心。

吴忠表示，在坦克六师的旁边，北京卫戍区驻扎着一个坦克团。要是碰上特殊情况，是可以起到作用的。

与吴忠谈完话后，吴德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做了汇报。

华国锋作出指示，让吴德负责卫戍区部队，将新华社、人民广播电台、飞机场等单位控制起来。具体的调动问题，要他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。

吴德赶紧去陈锡联处。陈锡联当即打电话，向吴忠交代：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。

接着，吴德又赶去与吴忠一同商量布置卫戍部队的方案。

10月4日，吴德又被华国锋叫去，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具体实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具体方案。

一、按华国锋、叶剑英、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，抓“四人帮”由汪东兴负责；二、由吴德和吴忠负责对迟群、谢静宜等人隔离审查；三、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之外的问题，由吴忠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；四、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、广播电台等单位，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，要再次检查一遍落实情况。

未来的一两天，吴德、吴忠、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一起守在电话机旁，等候着华国锋的命令。

叶帅握着邬吉成的手，嘱咐道：好好地注意啊！

10月6日下午，汪东兴给邬吉成打了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到南楼来。汪东兴的家就在南楼，既是住所又是办公室。

到了地方后，汪东兴问：“今晚行动，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？”邬吉成说：“嗯，我估计个差不多吧。”

这些天，汪东兴经常找他谈了几次话，话里话外都有透露讯息。

接着，汪东兴下达指示，由邬吉成负责怀仁堂外边，武健华负责里边。凭着多年一同共事的默契，这样非凡的任务，两人的沟通也不过寥寥数语。

从下午到傍晚，邬吉成亲自到警卫部署的地方检查情况，势必要做到不留一丝漏洞。

大约7时，汪东兴来到怀仁堂前，看到守在那里的邬吉成，轻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布置好了没？”

邬吉成回答：“布置好了。没有问题了。”

汪东兴点点头，进去时，嘱咐了一句：

“他们来时，你把他们的随员，都放在五间房。他们的车子，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。”

这里的“五间房”，指的是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的统称。

继汪东兴之后，叶帅是第二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。叶帅在怀仁堂下了车后，见到邬吉成，一面点点头，一面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半天也不松开！邬吉成后来回忆说：“叶帅虽然年纪大了，但他握手的力度很重，好像把所有的信任嘱托，都要通过这一握手传递给我。”

松开手后，叶帅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好地注意啊！”

华国锋随后在随卫的陪同下，也来到了怀仁堂。这个随卫在五六十年代，曾是刘少奇的卫士长。

由于准备地很充分，抓捕行动很快就结束了。不到9点钟的时候，吴德等人就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，说一切顺利。

叶帅否决调军到上海

“四人帮”虽已被逮捕，但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却还活跃得很。

10月12日，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，专门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。

会上，华国锋说，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，他们顽固地站在“四人帮”的立场上，与中央对抗，妄图发动武装叛乱。叶帅赞成华国锋的意见，并推荐了一位能够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上海。

被叶帅点将的是苏振华。

10月20日，苏振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组会议。苏振华说，事情很紧迫，让工作组的成员稍作准备，立即赶去上海。

工作组出发前，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，专机由中央直接派，接待的单位是海军驻上海基地。

当苏振华一行在基地的招待所住下后，中央才将此事正式地通知给了上海市委。马天水收到消息后，立即去见了苏振华。苏振华的话，简短而凝练：

“过去，你们在‘四人帮’的泥坑里陷得很深，现在要打起精神，将功补过。上海要是出了问题，第一个就找你。”

10月21日，苏振华召集倪志福、彭冲，以及从南京军区赶来的政委、参谋长等人一同开会。

在会上，针对上海“四人帮”余党的频繁活动，苏振华确定了几处兵马的布置情况。有人向他提议，是否可以把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，进而造成一种威慑作用。

苏振华认为，此建议事关重大，马上向叶帅报告。叶帅听后，说，不需要这么做，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。若是军队一调动，马上便会引起恐慌。

就这样，调军到上海的意见被叶帅直接否决了。

不久，党中央决定改组上海市委。10月26日，党中央发出通知，正式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、市革命委员会主任；倪志福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、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；彭冲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、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。

撤销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。

从处理“四人帮”到“四人帮”的余党详情页设计，由于党中央提前考虑、布置地很充分，所以，实行起来也是非常地顺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让叶帅所担忧的坦克第六师也没有溅起什么水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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